前天夜里，白冶几乎一夜没睡。眯了会儿，便做了梦，梦见有人从窗户进来，拿了把刀。他惊醒，大喊了好几声。

他妻子睡到凌晨三点，梦见29年前小姑子白杰在平房里死去的场景，“太真实了，心里不得劲儿，再也睡不着了。”

六点起床，家里养的鸟已经在叫了，夫妻俩喝了碗粥，八点半到了法院。

法官、检察官、受害者家属都陆续到了。被告人高承勇到得更早，八点他便被三辆警车从看守所押送到了法院，并从地下车库进到法院内部。没有人拍到他的照片。

昨天，是“白银强奸杀人案”一审开庭的日子。1988年5月，23岁的白杰在白银市永丰街被杀。此后的14年里，又有10名女性遭入室杀害。

2016年8月，犯罪嫌疑人高承勇在工业学校被警方控制，他承认了11起案件的犯罪事实。11个月后，他站上了被告席。

昨天，白银市中级人民法院共审理了11起案件中的前7起。被告人高承勇被诉涉嫌故意杀人、强奸、抢劫及侮辱尸体四宗罪名。

根据高承勇的辩护律师朱爱军介绍，高承勇对犯罪事实悉数认可，没有翻供。“由于高承勇的认罪态度比较好，庭审程序进行得很顺利，预计7月19日案件庭审程序就会完毕。”

4个受害者家庭没有家属出席庭审

早上九点，合议庭三位法官在法庭落座，公诉人与律师也悉数就位。据了解，该案的审判长是白银中院负责刑事审判的副院长，公诉人是检察院负责公诉的副检察长。

在昨日庭审中，该案的11位受害者，每个家庭都有代理律师到场，发生在内蒙古包头那起案子的律师也来了。

两位受害者家属称，他们之前收到法院通知，每个受害者家庭，只能有一位直系亲属出席庭审。但有4个家庭，昨天并没有家属出席。

出席庭审的一名家属向新京报记者回忆，高承勇剃了平头，白短袖、牛仔裤、黑布鞋，没有穿看守所的黄马甲。他戴着脚镣手铐，低着头，神色平静。看到高承勇，有家属 “腾”地站了起来，有人甚至差点骂了出来。又被法警摁了回去。

据了解，11个代理律师在庭审中宣读各家的《刑事附带民事起诉状》。

白冶家是第一个，他们的诉讼请求是：依法从重追究被告人高承勇的刑事责任；判令被告赔偿原告死亡赔偿金47万余元、丧葬费2万余元、精神抚慰金50万元，以上费用合计100万余元。

出庭律师以及家属证实，11个家庭里，申请民事赔偿数额最多的一个家庭，索赔数额超过了1000万。此外，索赔金额最少的是57万元，比较普遍的数额是在一百多万。

但实际上，律师们早就给这些家属打了预防针——鉴于高承勇的经济条件，他也许没办法给予他们任何赔偿。

而在庭上，对于这些诉求，高承勇和他的律师没有发表任何意见。

旁听席上，高承勇的妻子张清凤和两个儿子都没有出现。

在得知丈夫被带走将近一年后，张清凤依然无法接受他杀人的事实——她在电话里告诉辩护律师朱爱军，他们共同生活了多年，高承勇没有对她动过手，她无法理解“他会在外面做出这样的事情”。

没办法面对这些家属，是她不来旁听庭审的原因。电话里，她还叮嘱朱爱军，如果查明案件都为高承勇所为，她想对被害人家属表示歉意。

庭审时，他说累，想坐下

由于案件不公开审理，白冶介绍，上午10点，其他家属退场，法庭里只剩下了他和律师、3位法官、4位检察官、高承勇及其律师。

他坐在高承勇的左边，他们离得很近，“两米多，不到三米”。法庭旁边的大屏幕亮了。检察官把所有材料传了上去，命案现场白杰的照片、法医出示的验尸报告……

检察官陈述完后，法官问高承勇有没有不实之处，高承勇陈述了一些作案细节。

根据朱爱军律师介绍，“检方以讯问的形式进行法庭调查，高承勇的发言比较少，对今天审理的7项犯罪事实，他都认可，没有翻供的情况。”朱律师介绍说，明天，法庭将对剩下的4起指控的犯罪事实进行审理。

作为辩护人，朱爱军并没有对高承勇进行罪轻辩护。“他被指控每一项犯罪事实情节和手段都很恶劣，在这部分我们没办法进行罪轻辩护。”朱爱军说，他的工作是仔细核对检方提供的证据，比如甄别检方提供的证据与高承勇的供述是否可以相互印证，检方的证据之间是否可以相互印证等，进而确认高承勇在每一项犯罪事实中，具体行为构成哪几项犯罪。

白冶回忆，在整个庭审过程中，高承勇一直低着头，没有看过场上的任何一个人。唯一与场上的互动，是提出想要把椅子。最初他是站着的，后来他说累了，想坐下。

从法庭出来，白冶抽出一支烟，狠狠吸了好几口，又重重叹了两口气。

创痛、分离与重聚

白杰去世29年了，兜兜转转，白家人又在永丰街的屋子里团聚了。

院子里开着红的白的蜀葵，种着花椒树、向日葵、豆角、藏红花。屋里有一条叫“布丁”的小狗。

1988年，白杰在永丰街的平房里被杀，后来平房被推倒，建了新楼。她父亲在此独居。

此后这些年，她的父母因为互相责怪，离婚、分居。她的弟弟多年抑郁，在她去世七周年前一天自杀，年仅25岁。她的哥哥白冶，多年来为她的事情奔走。

白家一家人分崩离析，再没在一起过过春节。

今年6月，白冶夫妇决定照顾78岁的老父亲，搬回了埋藏他们痛苦记忆的永丰街。

这个案子让他们都憋着一股劲儿。

开庭前，曾出了一场风波。上周五，律师突然通知白冶，案子不公开审理，可能家属也进不去。他当场就急眼了，班也不上了，跑到街道和派出所去开证明，最终把旁听证给办下来了，“无论如何也要争这个”。

昨天早上夫妻俩出门时，78岁的老父亲也穿好鞋，作势要走。他耳朵不好，白冶扯着嗓子跟他讲，“你干啥去啊，人家只让去一个，你在家呆着。”

他眼神黯淡下来，沉默地坐了回去，鞋子也忘了脱。摸了摸头皮，朝儿子儿媳甩了甩手。

在整个早晨，他只有一个神采奕奕的时刻。就是拉着记者走到沙发边上，那里贴了一排照片。他指着最左边一张，一个穿红裙子的小女孩，大眼睛，瓜子脸，在镜头前跳舞。

那是他唯一的女儿，三岁的白杰。(应采访对象要求，白冶为化名)